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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也恰恰是那次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迫使美国国会在1933~193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经济立法,包括重造股市的《证券法》(1933年)和《证券交易法》(1934年)、重组银行业的《银行法案》(1933年,也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安全法》(1935年),以及重整居民房地产业的《全国住房法》(1934年)。其中,《全国住房法》的立意在于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简称“联邦房管局”或者FHA),由联邦房管局专门为低、中等收入的家庭提供住房贷款保险,这种担保产生了两个主要效果:第一,贷款期限从原来的5年增加到30年;第二,低、中等收入的家庭都可以通过按揭贷款在成家时就能买下住房。一般而言,住房贷款期限越长,居民的短期支付压力越小,越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或许,我们可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在世界上最富最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有了这些,尚德在2007年的销售才有可能突破12亿美元,超过乾隆朝廷、道光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js333金沙平台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js333金沙平台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成立,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同时保护外债投资者的权益。这填补了1907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1997年上半年韩国一系列财团相继破产,随即众多国际银行从韩国撤资,使韩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外债。假如那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韩国遭到武力进攻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或者其被变成殖民地)。但IMF的存在救了韩国,不仅在1997年韩国没被武力进攻,而且IMF与债权方国际银行达成协议,由IMF为韩国提供过渡性贷款,并由IMF说服这些国际银行将600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当然,IMF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要求韩国必须做出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改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侵犯了韩国的主权,但这些要求跟被武力进攻相比,应该是更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6世纪几乎每个国家都关着国门的时候,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绝对的主权。可是,当各国的经济都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绝对主权就意味另一个国家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牺牲。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较多,但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实现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这么年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诸如战乱等的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js333金沙平台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我要去看世界!”有幸的是,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那种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高楼大厦。可是,在那表面花花世界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可以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以完全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下子崛起,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经持续尝试过改革开放,但那两次除了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打下基础之外,每次都不成功。为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时候制度腐败、政府腐败无能,等等。这类一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对这些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二十几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的改革开放没成功,国民政府的改革开放也没成功,而最近二十几年的却恰恰成功,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重大变迁之后。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难道今天的中国人就真的比历史上的中国人更聪明吗?问题也恰恰在于人力资本不可随时变现这一点,因此当金融证券不够发达时,人们只能花费流动财富,而不能花费人力资本。年轻的李四刚刚博士毕业,他的人力资本可能非常高,但流动财富有限,他即使想要大大增加消费也无能为力。他可以在总体上感到很富,但却没钱花。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的增长。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政府代替居民做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而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消费、只愿储蓄存钱,那么如果政府也不通过发债来代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从哪里来呢?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就无法增长,财富就无法增长。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的作用是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稳定的预期。但是,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期的收入。为什么金融创新对社会财富增长、扩大本国经济的内在动力这么重要呢?js333金沙平台一系列金融创新看起来很不相关、很偶然,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水平。这当然为金融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商机,但更重要的是其对美国整体经济的贡献,使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年的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的6万多亿美元(图2–4),约占美国GDP的60%(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的房贷余额占GDP的8%,因此潜在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在这些住房贷款和金融创新成功故事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1940年时美国44%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图2–5),到1970年时63%的家庭有自家房,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70%左右,不仅如此,许多家庭还有多于一栋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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